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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难如何兴邦?

2020-02-02


本文转自公众号“衣公子的剑”(已得本人授权),作者衣公子。初见此文已是其被微信删文之后,见有人在这群情激愤的乱局中写这样冷静得彻骨的文章,一念惭愧,再想,便开始可惜这些文字生命之短暂。博客虽小,惟多个角落传扬这种进一步抗争、退一步思辨的风范。

2003年3月17日上午11时,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迎来一位70多岁的李姓病人。发热、严重心衰、呼吸窘迫,加上从香港探亲而来,值班医生刘清泉推测,患者可能是报上提的广东非典型性肺炎”。医院立即报告北京疾控中心,得到的答复是“保密再保密”。

由于“非典”消息严防死守,作为医生的刘清泉们并不知道,在此之前,一位于姓非典病人不仅感染了一家八口,还在北京301医院放倒了一片医生。

经过将近72个小时的抢救,70岁的李姓病人去世。包括刘清泉在内,东直门医院11位参与救治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感染非典。

更令刘清泉悔恨的是。期间他妻子刚做完癌症手术,病休在家。他回家换衣服两次,妻子关心丈夫,熬粥送医院两次,结果也感染了非典。正值术后体质孱弱,同样身为医护人员的妻子,去世了。

我一度幼稚地以为,只要埋头工作,让最新的科技成果普及众人,就能改变中国。比如说,2003年功能手机短信的传播力太弱了,计算机才刚刚连上互联网,如果能让医生们用上微信这类即时性通信工具,结局会不会不一样。

比如说,尽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,但是刘清泉会在医生同僚或校友的微信群里得知301医院的先例,认识到非典的传染性。那么东直门医院在救治李姓病人时会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,不会11人全部感染。至少至少,作为专业人士,刘清泉一定会将自己和妻子隔离开,那么妻子就不会死。

仅靠“技术普惠”就能改变中国吗?错!

整整17年过去,中国医生的背影还是那么悲壮。

2019年12月,新型冠状病毒开始攻占武汉。一时间观察到了类似SARS的症状。

2020年1月1日,武汉雷霆出击,依法处置8名散布谣言者。新闻登上央视,公众号也收获4万点赞。

如今,这8人的职业已经公开,全是医生。他们“造谣的微信群分别是:武汉大学临床医学04级群、武汉协和医院红会神经内科群、肿瘤中心群。

没错。不是高中未毕业的人乱发微博,也不是毫无科学素养的人传播双X连对肺炎有效,而是医生在专业属性极强的微信群中讨论自己接触的离奇病例。却被当作谣言!

技术是不能改变帮助中国进步的。即便2003年的刘清泉用上了微信,他也拯救不了自己的妻子,如果更大的东西不被改变。

除夕之夜,部分一线的医生只能吃方便面和饼干。如今,举国捐赠的物资还滞留在红会的仓库里。协和等一线战场的医生,还在弹药匮乏的条件下冲锋陷阵。

拿破仑说,战争来了又走,而我的士兵依旧忠诚。

在中国,战争来了又走,士兵依旧忠诚。除此之外,和17年前一样的是,前线不怕流血,而是怕血白流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月1日的报道中,记者实地走访红会物资集结地武汉国际博览中心,看到堆满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物资,和少量拿着A4纸的工作人员。

一个足球场的物资、官腔十足的回复、寥寥几位工作人员、落后的A4纸工作方式、各大医院在社交网络的求援、一线医生利用垃圾袋拼凑装备——交织在一起,是当代中国的讽刺剧。

为什么在湖北省红会的第一批物资使用清况中,一线战场武汉协和医院只有3000只口罩?而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竟然有1.6万只N95口罩?

汹涌民意面前,湖北红十字会终于回复了:数量错了(不是1.6万,而是1.8万),型号错了(不是N95而是KN95)。回复没有平息质疑,相反让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已经无能和腐朽到这个地步,一个纠错的申明竟然落款都错了(写成了2019年)。

更卑劣的是,《中国经营报》实地探访了武汉仁爱医院——这个医院根本没有发热门诊,没有发热病人。调查发现,武汉仁爱医院和红会有过“自捐自用”(仁爱医院向红会捐赠专项基金,红会指定仁爱医院为该项目定点援助中心)。

加缪在《鼠疫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:这一切里面不存在英雄主义,这只是诚实的问题。

湖北、武汉红会的劣迹斑斑,已经无需我再费力展开。令人悲哀的是,有关方面坚持用无能、不透明、官僚化的红会统一归集所有物资。

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样解释:明确只有这一条通道,可能有些不方便,在此我也抱歉,这么做就是为了统一归口,避免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,被某些人钻空子。

令人吐血的是,马书记的解释竟然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。第一,不是“有些不方便”,而是严重阻碍;第二,不是避免混乱,是制造混乱;第三,不是避免被人钻空子,而是红会本身就是空子。一线医生无法第一时间互相预警和提醒……汶川地震中红十字收到的巨额捐款没有最终完整、透明的去向披露,最终不了了之……毫无价值却遭全民疯抢的物资由盐和板蓝根,变成了双黄连……

恕我直言,会重复自己历史悲剧的民族,是可悲的。

为什么用鲜血犯过的错误,需要用鲜血再犯一遍?其原因其实不难寻觅。

非典过去整整17年,我们没有非典灾难的纪念日,除了香港凤凰卫视的“非典十年祭”,我们竟然拿不出一部高质量的纪录片,无论广东还是北京都没有一座建筑物作为缅怀的记忆标志。17年了,我们还是没有等来引发全民讨论的深度报道和主题电影。

属于鲁迅那个时代,横眉和俯首的气质,这个时代早就丢了。代替它们的,是一套令人上瘾的话语体系,其最典型的符号就是国庆档电影《中国机长》。

我们总急于歌颂。故事原型川航刘长健机长自己都说,能顺利返航,要感谢天气晴朗。但是,歌颂式的电影不同意,这怎么能突显伟大呢?所以编剧要自己创造一出戏,飞机遇上积雨云,九死一生。殊不知,这既违背现实,也践踏常识。(如果会出现电影中的积雨云,机场签派员就没尽职,会全体下岗。)

我们总主动放弃反思和追问。飞机前窗玻璃碎了,这么奇葩的事故,什么原因导致的?将来会不会重演?一年多过去,事故最终报告竟然还没有出来,像中国大多数故事一样,不了了之,但是丝毫不影响故事被裁剪得当,放上荧幕。

要承认的是,机长在如此危难的情形下,把一飞机人安全带回地面,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但是,原型越是伟大,我们在叙事和表达上技巧就越是显得猥琐。作为伟大历史的记录者,我们实在太不讲究了,我们实在太不在乎真相了。

多年来,中国的舆论像极了一群鳖脚的厨师,不管什么食材,鱼头也好牛排也好,只管往里面倒糖,一包不够,再杜撰一包。你看,糖醋毛血旺、糖醋火锅、糖醋海胆、糖醋果子狸和蝙蝠汤,做好了,好吃吧!

再大的苦难,经过一套安全的、模式化的流水线,最后都可以加工成讴歌和感动。于是有了《中国机长》电影当中那几个鳖脚的镜头,反正是歌颂,索性剧情也不要了,直接从屏幕中伸出两只大手,各位观众,请和我们一起鼓掌!

哈耶克很早就说过,试图把一个国家变成天堂的努力,恰恰会造成人间地狱。

我真的很诧异,时至今日,在质疑红会的文章下面还有有人留言“现在是质疑的时候吗?现在要齐心协力。你现在写负面,是何居心?”

中国真的是有一群人,连基本的公民启蒙都没有经历过,或者说,自我放弃了。

不妨就说重点吧。现阶段普通人最应该做的事,就是集中力量,请湖北解释,红会到底有多少物质?为什么红会的作为如此官僚和低效?为什么如此官僚和低效,却还可以霸占慈善物资垄断者的地位?

刨根问底,水落石出,黑幕退步,事情才能做好。

正如文章开头所言,仅仅科技的普及并不能改变中国。现有体制下,唯有持续不断且严肃团结的舆论压力,才能推动执行者走出舒适区,给公民一个真相,给医生们以力量。

这不仅体现在当下对于红会的追问,也体现在未来对于所有事件的追踪。

举国民意汹汹,黄冈一问三不知的官员才会当晚滚蛋。这样的官吏,免职后会不会换一个地方再冒出来?我想,只要民意不依不饶,就不会。

疫情如此悲壮,只有民意不依不饶,才可以为避免下一场灾难提供多一份保证。

这个冬天,总想起刘亮程的《寒风吹彻》,以及上海中学余党绪老师的读后感。

象征苦难的寒风,在不同场景下,有着不一样的温度。

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、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这里有寒风,但是并不冷。在这里,寒风是用来把玩的,是士大夫托物言志的材料。

“岁寒,然后松柏之后凋也”、“沛每花香自苦寒来”,这里也有寒风,但是也不够冷。在这里,寒风是挑战的对象,肃杀冷冽是为了张扬好汉,是为了衬托豪杰。

而刘亮程是真的在寒风中和死神对抗过的人,《寒风吹彻》中的寒风是真的冷。它不是审美的,更不是风景,而是真实的存在,冷得令人毛骨悚然,摧枯拉朽,直入骨髓。你用上全部抵御寒冷的装备,封好房子的每一条缝隙,但是寒风依旧从不知哪个缝里钻进来,每一晚你都觉得自己要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身在真实寒风中的人,恨不得拆下自己的骨头当柴烧。

因此,当撰写这场疫情,我时时保持警惕,每时每刻告诫自己,对于苦难中的人,苦难的唯一意义就是苦难。

让我们回到人间地狱般的武汉医院,殡仪馆因为害怕传染不来收尸,医生仅有的口罩和防护服穿了一整天,正在用体力和意志的极限和病毒搏斗。床位早就满了,挤满病人的大厅陆续有人哀嚎着下跪恳求收治自己的亲人。

在那绝望的环境里,请你扶起病患的肩膀,或者看着医生的眼睛,你会说什么?

你会说“武汉加油”吗?那么这场灾难只是你抒发民族自豪感的工具。

你会和绝望的人说“多难兴邦”吗?那更是局外人矫饰的表演,对方揍你一顿也是应该。

我想,我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,我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,一直叩问下去,为这场苦难找到真实的、深层的原因,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唯有这样,他们今天的牺牲和付出,才是有意义的。我应该告诉他们,我会尽我所能地改变现状,如果你的后代还生活在武汉,还生活在中国,侥幸活下来的我们要尽全力保证悲剧不再重演。

多难是不会兴邦的。是对于灾难的反思和追责,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国家,和更好的人。